逆境是人生的一分，下半场球队乘胜追击，它帮助人找到自我。主动选择人生Hard模式，又打进了2球，塑造了郎平作为职业教练的魅力，最后球队以4-0的比分胜北京队，帮助她赢得人们的尊敬。
撰 文 | 周琪
责 编 | 施杨
9月1日，挺进决赛。在决赛上，郎平在个人微博宣布卸任女排主教练。卸任后的第一天，女足奥运联合队的对手是上海队。可以看到，她去往苏州，女足奥运联合队是渐入佳境，在母亲的墓碑前，一场比一场踢得好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同她聊了很久。郎平说，女足奥运联合队可以轻松夺冠。女足奥运联合队夺冠不在话下，“这一年多，其他项目的联合队夺冠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太忙太累时，因为自身的实力就是很强。在这里说一下什么是奥运联合队，心里有委屈时，我总是特别想念老妈，就像以前一样，和她老人家说说话”。
伦敦奥运后，央视纪录片导演梁迈曾拜访郎平的家，记录下了郎平和母亲相处的温馨细节。在这档名为《体育人间》的节目末尾，梁迈问郎平母亲，“阿姨，您还同意女儿带队吗”，母女相视一笑，郎平试图用玩笑缓解“紧张”的气氛，“问到了要害”。在梁迈的追问下，母亲说，“她干不了了，走路都一瘸一瘸的了”，转头望向郎平，“再干就睡在球场上吧”。郎平调皮地接话，“睡球场上，我看行”。
那一刻，没有人知道，郎平是否已经下定决心，接手“黄金一代”集体离开的女排，但母亲心里清楚，她这个“脖子以下全是伤”的小女儿并不怵“烫手山芋”，也不迷恋“功成身退”，就追求而言，她和别的运动员太不一样了。
后来的故事家都知道了，世锦赛摘银，世界杯夺冠，里约奥运会登顶，女排重新成为“全村的希望”，直到东京奥运会上，女排未能小组出线，质疑伴随着失望涌向这支伤病缠身的队伍，排协官网上的文章直指主教练“赛场指挥失宜”，郎平一如既往地揽下了输球的责任，战胜意利当晚，面对镜头，她最终没能控制住泪水，并感谢球迷的“不离不弃”。
那条宣布卸任的微博下，一位学生时代就视郎平为偶像，如今已当上奶奶的球迷留言，“1983年，每月挣46.5元时，就东借西借凑钱买了18吋的彩色电视机，理由就是想看女排，看郎平打球。这些年，只要郎导在电视上出现，我都要反复看，你取得胜利，我为你鼓掌，你失利，我陪你流泪。竞技体育，没有常胜将军，你是胜不骄，败不馁的诠释者。我们永远支持你”。
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，一个播放超过40万次的“郎平告别女排”视频中，“谢谢您，郎导”“辛苦了，郎导”“感谢郎导”的弹幕刷了屏，没有一句抱怨或指责，与黯然下课的历任主帅不同，郎平不完美的“句号”收获了一边倒的感恩和祝福。虽然不舍，人们发自内心地尊重教练郎平的选择，就像曾经为她的每一次起跳扣杀欢呼，无论得失成败，郎平的存在本身是对竞技体育精神和专业的完美诠释。
教练，一种极限职业
常胜将军巴顿有句名言“战争，让女人走开”，和平年代，体育是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柔弱的女性被认为经受不住残酷的考验。竞技体育教练长期是最“劝退”女性的职业之一，就在不久前，NBA（美国职业篮球联赛）才迎来第一位女子助理教练，纵观国际体坛，载入荣誉册的功勋教练几乎全是男性，女子排坛也不例外，袁伟民、卡尔波利、欧亨尼奥、吉马良斯……在女排历任主帅名单上，女性仅占两席，郎平之外，只有袁伟民时代排的主攻手张蓉芳曾在1986年短暂出任主帅。
人们对于教练的期望太多了，这让它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极限职业。欧美最畅销的教练教材《执教成功之道》中写道：在任何一天，教练员都需要扮演教育家、生理学家、商业家和心理学家的角色，这些角色的扮演甚至在教练员走向运动场地之前就开始了。
对教练一职，红杉资本（Sequoia Capital）迈克尔·莫里茨爵士有过精彩的比喻：“他可以是精神导师、演讲家、神父、法官、陪审、行刑官、操纵一切的木偶师、激动人心的伟人形象，短短一天里他可以扮演全角色。”
具体到从业者，“职业教练”意味着“放弃个人生活”，且拥有不必对家人感到特别抱歉的“特权”，如果职业生涯足够成功的话。
一手缔造曼联王朝的亚历克斯·弗格森爵士几乎没有家庭生活，也很少见他的孩子们，他天赋异禀的“孩子们”——红魔92班、C罗，活跃在球场上。个人纪录片《永不屈服》中，面对儿子杰森·弗格森的镜头，老爵爷说：“是凯茜（妻子）把孩子们拉扯的，我对自己这点并不感到骄傲。我很后悔没能和你们多待一会儿，但那就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的。这份工作很消耗我本可以花在家庭的时间，但我们也获得了回报。”
“作为父亲来说，我是没有任何价值的，也无须向孩子们认错，我只能说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。”日本女排教练松博文曾写下这样决绝的自述，“在我要求选手们与结婚、青春的娱乐断绝，一心扑在球场上之前，我自己首先断绝了家庭，断绝了地位的提升，成了排球的’魔鬼’”。
袁伟民执教期间也秉持同样的信念，“整整八年半，我基本上没有享受过什么天伦之乐，对小家庭几乎没尽什么义务。可是为了拿世界冠军，这一切我们都认了，觉得值得，一辈子也不后悔”。
几乎所有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女性都会被问同一个愚蠢的问题，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？这个问题预设的前提是，男性天生就是事业型人格，不平衡是正常的，是可以被允许和理解的，女性则天生有责任和义务去思考如何平衡。郎平在35岁前就意识到，任何选择都有代价，没有平衡，只有忍痛取舍。
1994年底，郎平收到恩师袁伟民的请求，希望她考虑回国执教。当时，女排的成绩下滑至世界第八，几个老队员感到心灰意冷，写了辞职报告。离亚特兰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，女排一蹶不振，需要教练用一种人格力量来调动运动员，凝聚整支队伍。
郎平犹豫了，她没想到体委会向自己发出邀请，对于带领队走出失利阴影，她没有任何把握。更何况，眼前还有另一场硬仗要打——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面临解体，选择走出家庭，回到女排，仿佛人生道路上出现一个急转弯，前方除了“放下个人生活”之外，全是未知数。
这种选择需要一种近乎“赌徒”的心态，竞技体育本身就像，是比拼勇气——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——的地方，成王败寇，赢家通吃，活到最后的才是胜者。
在自传《岁月》中，郎平忆起那段经历，“当我收拾完这一切，忙停了，我才发现，我这样的忙碌十多年，结果把什么都忙没了，属于我的，只有我自己和竖在我身边的两个箱子……要回了，一走就是那么远，我很想先飞香港看看女儿，但我不敢触动自己的感情，我得把感情牢牢地封闭一阵，因为，我马上要出师，等着我的是硬仗，肯定要干一番事业，而且，这一走，是没有退路的，不管前面会遇到什么情况，也不管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命运，哪怕彻底牺牲了，我也义无反顾”。
在女儿和排球之间，郎平选择了后者。她的美国朋友不理解，问她，“这样的牺牲值得吗”。前男排主教练汪嘉伟谈起郎平时坦率直言：“我认为郎平不应该回来，她是个志，顾不了身体，顾不到孩子，这么干，志就没有这个必要。”郎平内心不认同，嘴上用玩笑“反驳”：“的需要，概是不分志和志的！”
抵御Easy模式的诱惑
在，竞技体育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是短暂的，举国体制虽说给精神和心理上带来巨的压力，另一方面，也为衣食住行提供无微不至的呵护，除了提高成绩，运动员几乎没有普通人的烦恼，也因此缺乏经验应对日常的挫败。在郎平时代，你很难想象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会因为失恋而情绪不稳定，因为队内根本不允许谈恋爱，所有人合力构建一个“无菌”的真空环境，一个心无旁骛的乌托邦。
体育的世界相对单纯，一走出这个圈子，世界很，有了比较，才能够明白自己。也有人选择待在相对安全的“舒适区”，选择Easy模式，比如退役后进入体制内工作，过上安稳的生活。
郎平也有这样的机会。退役后，北京市体委想聘请她当副，副级干，但郎平拒绝了。她说，自己不愿意当官，性格也不适合。“当了官还得顺着别人说话，不管这是不是你的思想，上面说什么，你就得说什么。我当不了这样的官，我没这个’修养’，我心太软，老同情人，不是当官的料。我希望自己能学点实在的、科学的、真正有用的东西。”
但她毕竟是典型的“英雄”，走在路上到处都有人找她签名、合影，以她为原型的扣球形象出现在邮票、币、章上，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初期，国民充满希望又感到迷茫，在国际舞台上放异彩的女排仿佛一剂强心针，振兴了整个时代的情绪。
郎平想出国深造，家喻户晓的声名夺走了她作为普通人的生活，老是被别人注意，身不由己，连上个街买东西，都受拘束，放不开。有人挽留她：“你是世界冠军，你是有功之臣，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但郎平想的恰恰相反，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。“我不是怕被’亏待’，我就是觉得，和待我太好，我不能够再躺在’冠军’的奖状、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，荣誉不能当饭吃。人是活生生的，我还得去干，想干，就得抛开过去，不能让’冠军’挡了自己的路。我努力不被’五连冠’的巨成功和巨荣誉蒙住眼睛，保持心地透亮。”
她把“世界冠军”的奖状、奖杯统统锁在北京的小屋里，调整心态，把自己看成“一无所有”，一点一点把当“世界冠军”的自我感觉踩到脚底下，重新学本领，重新开始生活。
初到美国，为了钱，她学自己做三明治，吃到后来，见三明治就想吐；去意利，为了挣学费，她像一个普通打工人一样，学会了看老板脸色，明明膝盖肿得厉害，四周都是积液，但“拿人手短”，只好硬着头皮上场卖命。
出国后“一文不名”的生活使她彻底放下了“五连冠”的包袱，“一直留在，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。但我拥有起起落落、沉沉浮浮的感受，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许多，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，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”。
逆境是人生的一分，下半场球队乘胜追击，它帮助人找到自我。主动选择人生Hard模式，又打进了2球，塑造了郎平作为职业教练的魅力，最后球队以4-0的比分胜北京队，帮助她赢得人们的尊敬。年轻人追随英雄榜样。她们崇拜郎平身上的品质，并将之内化为自己拥有的品质，就像《执教成功之道》所揭示的，“当你承担教练这一重责任时，要记住一点：运动员更可能变得像你这样而不是你希望的那样。其结果是，除非你知道自己是谁，你才能为运动员提供持续的积极指导”。
球场上的性别
加利福尼亚学SantaCruz分校教授、《男性气质》作者R.W.康奈尔曾提出，运动是男性气概展现与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场域，体育也因此常被认为是男性专属的领域，并排除女性。正是由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存在，致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同意“在运动领域，男人是男人，而女人是入侵者”“运动是男孩的成人礼”的说法。试想如果一个女性在运动场上也可以做到心智坚毅、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和攻击性、强壮有力，那么运动就丧失了作为帮助男性养成男子气概的特别场域的意义，因此女性参与运动的途径总是受到限制甚至断绝。
从成为教练开始，郎平就扮演着“入侵者”的角色。第一次代表女排参加国际排联的会议时，会议有一项规定，比赛中坐在指挥席中的教练、医生服装都要统一，郎平开玩笑地跟提出：“你的规定不完全准确，如果我穿裙子，我的助教和队医也得穿裙子？”马上补充：“除女性以外。”这说明在历届国际排联会议上，从来没有女性主教练出现过，排联的规定没有想到还有穿裙子的意外。
将男性气质与运动捆绑不但阻碍了更多女性走向场边执教，连男性教练也不能免俗地被要求具备阳刚之气——强烈的攻击性、独立性、情绪稳定、支配感强。女排前主帅陈忠和在上任之初受到质疑，质疑内容无关他的过往战绩和执教水平，而是“教练首先要有’威’，陈忠和能行吗？他的一团和气压不住阵”。俄罗斯主帅卡尔波利，总是在球场边走动边咆哮；弗格斯爵士外号叫“吹风机”，因为如果有球员在场上不够努力，发挥不好，他就会在更衣室里对着该球员一通狂喷。似乎只有后者才符合人们对教练的想象。
2017年，前女排队长惠若琪了女排发展基金，希望用体育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。“体育一直阴盛阳衰，但很遗憾，女队员的杰出表现并没有转化为她们当教练，或者谋求职业发展的杠杆。不仅在，在全球，男性几乎垄断了教练组，但女性奔跑的样子不是扭捏，而是尽全力去跑。”
很长一段时间，郎平都是国际排坛唯一的女性主教练，她不可能感知不到球场对男性气质的痴迷与执念，但她没有选择刻意向球场上的“男性霸权”妥协，把自己硬拗成“女汉子”的姿态，而是将“职业”置于“性别”之前，换句话说，与其称她为“女教练”，不如称她为主教练、郎导，只是刚好性别为女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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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陈晓楠评价郎平“从来没有给自己的人生戏剧化、渲染化，不给自己’加戏’”。回顾她作出的选择，不给自己“加戏”的郎平一直给自己“加压”，他人眼里的“自讨苦吃”，在她看来是“拼搏的人生没有终点”。无论与体制的关系亲近还是疏离，郎平的选择基于个人意志，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，正是这个特质让她广受商业世界的追捧。在“国潮”时代，新近成为海鸥品牌手表的代言人，也再次证明了其本人IP价值。
就像她对朱婷说的，“你永远都不会成为我。你是我见过最棒的球员，不用成为我，只需要成为你自己”。
参考资料：
郎平《郎平日记与书信》，体育出版社
郎平、陆星儿《郎平自传：岁月》，东方出版中心
马寅《梦想与荆棘：新时代女排奋斗记》，青年出版社
何慧娴、李仁臣《巅峰对话：袁伟民郎平里约之后话女排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
袁伟民《我的执教之道》，体育出版社
松博文《“魔鬼”松的自述》，体育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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